最发人深思的10幅网络照片,建议您看看！！！

顶 ~~
真的不想让贴子沉下去
我昨天晚上是流着泪把这些图片发完的
真的 真的 我无法安稳 无法平静~~

一位大学毕业生在参加某单位的招聘时,因右腿残疾报名遭拒绝。面对人生的困境,他没有怨天尤人,而且选择了靠捡垃圾自食其力。

　　9月9日,来自印江自治县缠溪镇的杨泽林向记者诉说了他坎坷的经历。现年36岁的他出生在贫困的农家,3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右腿残疾。杨泽林从小读书很用功,高中毕业后无缘继续上大学。1989年9月,杨泽林成了村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尽管收入低、工作苦,他却整整干了13年,其间多次受到学校及镇、县的表彰。2002年9月,杨泽林考入了铜仁电大中文班,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杨泽林在电大读书期间,主要靠在家务农的弟弟资助,地、县残联也曾多次向他伸出援手。他自己也利用课余打短工,采写新闻挣些生活费,今年7月,杨泽林终于顺利毕业。

　　8月29日,杨泽林满怀信心到印江自治县参加某单位的招聘,领导对他说:有文件规定像你这样的残疾人不能参加竞聘……

　　报名遭拒后,杨泽林并没有怨天尤人,他来到了铜仁市请教一位捡垃圾的老乡,走上了靠捡垃圾谋生的道路。如今,靠捡垃圾卖,他每天可收入10元钱,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泽林坦然说,捡垃圾卖也是就业,对他而言,这只是暂时的,他最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记者在采访中还得知,杨泽林在2002年7月曾当选为贵州省第四次残疾人代表大会代表。

谢国江，一个普通士兵的名字，在沂蒙山区家喻户晓。就是这个“小人物”，用爱心和艰辛唤起数万人组成“助学大军”，救助了山区3200多名贫困学生。济南军区为他荣记一等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其颁发“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

　　 五载节衣缩食，资助10名贫困儿童上学

　　谢国江踏上漫漫助学路，源于一件偶然事情。

　　1995年春，入伍还不到半年的谢国江，因训练劳累过度被送往医院治疗。

　　同病室有个吴大爷，身患淋巴癌去世，给残疾的老伴和一双正上学的儿女留下一万多元债务。

　　“娘，我去打工，挣钱还债。”15岁的儿子哭着说。

　　“不，哥的成绩比我好，我去挣钱供哥上学！”14岁的女儿跪在了母亲跟前。

　　病房里的人都落泪了，谢国江哽咽地对吴大娘说：“他兄妹俩年龄还小，这学不能不上啊！学费就让我来承担吧！”

　　谢国江拿出身上仅有的300元钱，让兄妹俩交学费。从此，他定期将节省下的士兵津贴费寄给吴家。在他的资助下，哥哥吴贯圣现已中专毕业。妹妹贯虹也上了高中。

　　一天，谢国江得知苍山县磨山镇东土门村有个叫高敬敬的女孩，8岁丧父，母亲精神失常，离家出走。小敬敬只好辍学在家。

　　利用连队给了半月探亲假的机会，谢国江坐车到了苍山小敬敬的家。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呀？除了一个用土坯垒成的锅灶，空无一物。一同前来的老村长几次鼓励小敬敬：“这位解放军是特意从远方赶来助你上学的，快叫叔叔！”可敬敬一声“叔叔”没喊出口，就“哇”地痛哭起来。

　　谢国江在小敬敬的破茅屋里住下来，白天跑村、乡，帮她解决生活困难，晚上就帮她补习功课。此后三年里，谢国江不断地给敬敬寄去上学费用，还给她写了48封信，勉励这位深山孤女奋发读书，成才报国。

　　谢国江当兵5年，一直资助着10名贫困儿童上学。他不抽烟，不喝茶，连刷牙时牙膏也只是象征性地挤上一点点，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失学儿童身上。

　　 九下沂蒙，为两千贫困学生建立“特殊档案”

　　1997年秋，谢国江考入了济南陆军学院。人离开了沂蒙军营，心仍牵挂着山区孩子。他决定利用假期实地考察儿童失学状况，建立“沂蒙山区失学儿童档案”。

　　莒县桑园乡板石村有个小姑娘，名叫梁永美。谢国江第一次进山见到她时，她才5岁，患了白血病躺在床上，双腿浮肿，左腿根已化浓流水。为了给孩子治病，家中甚至卖掉了爷爷的寿棺。当时，谢国江把身上带的几百元钱全留了下来。

　　第二次，谢国江带来了自己募来的捐款，送永美到医院做了截肢手术。

　　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一天，小永美拖着截去左下肢的腿，爬到山坡上的小学，趴在门外听老师讲课。老师出门一看，完全惊呆了。只见小永美那沾满泥巴的小手被山石划破，石板路上留下道道血痕。

　　就在这天，谢国江第三次来到这个苦孩子身边，不仅与乡、村、小学联系，让她进了课堂，小永美还成了他“长期关注的沂蒙孩子”之一。

　　九进沂蒙，行程达一万多里，谢国江调查了上百个乡镇的200余所中小学，走访了42460名贫困学生，整理出一套“沂蒙山区贫困学生档案”。这凝聚他汩汩心血的“特殊档案”，成为谢国江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区孩子的“第一手资料”。

　　南行万里，为二百失学儿童找上资助对象

　　1999年暑假，是谢国江第六次走进沂蒙，16天里走访207名失学儿童，并全部拍摄了照片。为帮助这些孩子在开学前找到“资助对象”，他决定到南京去找他的老同学。

　　此时，他身上只有84元钱，买了张临沂至南京的车票和一袋方便面，仅剩下五角钱。

　　车到南京，无钱坐公共汽车。他步行了五六个小时，才赶到老同学就读的审计学院。老同学见面，寒暄话还没说完，疲惫不堪的他就已经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醒来，说出自己此次“南京之行”的目的，老同学及其同室校友都很感动。他们连夜复印了1000份“救助沂蒙老区失学儿童倡议书”，从商店要来几个纸箱，又从附近废品堆里拣来一些硬纸板，贴上谢国江从沂蒙拍摄的失学儿童照片，照片下方写着每个孩子的姓名、家庭住址。

　　次日是星期天。谢国江和审计学院7个大学生，来到南京闹市区鼓楼大街旁，手持倡议书，摆下一地照片，向过路人宣传。

　　之后的几天里，谢国江跑大专院校，串街道、工厂。南京之行，使30多名老区孩子有了“助学对子”。

　　“南京大捷”之后，谢国江又转到南通市。因连日在风雨中奔波，他发高烧到39度多，一连打了三天三夜的吊针，才清醒过来。病未好，他又带上“失学儿童档案”上路了。在如皋，他为18名孩子找到了资助对象。在南通中学、南通师范学院，他发动100多名师生加入到资助沂蒙儿童上学的行列。

建立五十三个“爱心联络组”，救助三千余名贫困学生

　　谢国江的义举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一次，中队长李长欣、大队长刘鹏在夜里查哨时，发现他正打着手电筒给老区儿童写信，知道了他的“秘密”。第二天，学院院长李洪程、政委范作辑知道此事后，立即指示学院政治部整理出谢国江的事迹材料，并号召全院官兵向他学习。接着，全院每个学员队都成立了“爱心联络小组”，组织全院官兵加入助学行列，全院官兵共资助300多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在陆军学院领导支持下，谢国江把“爱心活动”延伸到驻济18所大专院校。他带着自己在几百名失学儿童家中拍下的照片，在各学校巡回举办“沂蒙山区失学儿童图片展”，数以万计的学子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有的捐款助学，有的“承包”下一至两名贫困儿童的学费。如今，53个“爱心联络小组”遍及山东、河南、河北、江苏4省18市地43所军地大中专院校，使老区3200多名贫困学生得到救助。
（《 光明日报》2000年8月16日）

武汉街头，一位贫困大学生的父亲挑着扁担送女儿上大学，他们来自安徽一个偏远的小村，女儿是该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女研究生。　　高宝燕　摄
　　　　“我能想象得出，马加爵杀人之前是怎样的绝望。”在北京一所师范院校就读的大一新生张凯说。
　　张凯来自山西省晋城泽州县泊村，父母都是农民。这一年他的学费来自全家亲戚的东拼西凑，小他3岁的妹妹因而被迫中途辍学。这所师范院校今年的学费为5000元，加上其他费用，张凯在交纳了将近7000元后得以入学。
　　张凯只是大学校园里贫困生群体中的普通一例。据权威统计，目前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已近30％，特困生比例为10％～15％，贫困生人数将近300万，绝大多数来自农村。

　　“我如何努力也无法融入”
　　采访贫困生的过程并不顺利。有的人婉拒了，有的干脆态度冰冷地突然挂掉电话，在记者拿捏语气刚刚表明采访意图的时候，另一些贫困大学生却是心态开放而友好地接受了采访。来自内蒙古的赵杰说，“我们缺少的正是一个倾诉的渠道。”
　　“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城市。周围同学的生活方式刺激了我，他们家里的条件好像都不错，这从他们花钱的样子就能看出。”就像马加爵一样，那种隐而不发的沉重感从中学时代就伴随着很多来自农村的贫困生。
　　卢林生于福建一个普通农家，父母靠卖水果维持生计并供养他读书。“赚钱很难，有时候荔枝只卖到三四毛钱一斤。”卢林说，高中时代他一直深感自卑，“我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是农民。有段时间，我甚至仇视我的家庭。”卢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
　　贫困生在进入大学前就普遍背负着深重的压力，考上大学是他们认为可以改变生活的惟一方式。“第一年没考上，心里特别难过。家里砸锅卖铁供我读书，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我选择了复读。”张凯当时所在的中学是重点中学，但他最后去了一所教学质量非常一般的民办学校复读。“他们答应免掉我全部的学费。”那一年，张凯憋足劲，最终考到北京。
　　“报考师范，当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学费相对低，而且补助也稍微高点。”一位来自山东的学生说。有调查表明，经济资源的匮乏直接影响了农村考生报考志愿的取向。“热门专业、名牌院校的分数和学费往往高于一般学校和专业。冷门专业和院校，像农林师范类院校，不仅有学校的各项补助而且还有降分的优惠。相对前者，后者对农村考生的吸引力更大。”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农村考生被迫放弃他们曾经的梦想。“我其实并不想当老师，一直想学计算机，理想中的学校是清华或者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我不能只为自己考虑。”
　　更致命的沉重感出现在进入大学之后，首先来自于经济上的窘迫。根据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所做的调查，北京高校中，月生活费不足200元的大学生可视为贫困大学生，不足100元的为特困生。按照这一标准，贫困生目前占北京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以上。
　　调查同时发现，七成以上的贫困生认为受影响最大的是日常生活，如吃饭问题，为节约伙食费，一天只吃两顿或饥一顿饱一顿的现象很普遍。一位在西安读书的学生在电话里说，她曾经在洗澡的时候晕倒过两次，医院说是严重营养不良。
　　“大家相约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我总说没时间。这种集体活动我几乎都不怎么参加，孤独感是有的，但我又能怎么样呢？”来自内蒙古的赵杰已经是研究生二年级了，她常常觉得心头的负担几乎就要超过自己忍受的极限，“我要为父母还那些欠下的债，还要供弟弟和妹妹读书。这个家里惟一能依靠的人就是我。”
　　为了解决困境，贫困生们常常为增加收入而在课余奔波。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同学，都在外面做家教，有的还同时兼做3份。
　　贫富差距在宿舍这个小环境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来自福建的卢林就将其宿舍的7个人划分为四个阶层：实现小康生活的（两位同学的父亲都是老板），温饱向小康迈进的（三位同学来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一位同学来自条件还过得去的农村家庭），而他自己则是“在饥饿和温饱线上挣扎的人”。
　　城市生活也给贫困生以冲击。贫困大学生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进入大学首先要接受的是城市社会化过程。但城市本身和城市学生给了他们疏离感。“没钱我可以通过家教来补。但农村和城市巨大的文化差异，始终让我感到孤独。我如何用力也无法融入。”一位农村学生真诚地对记者说。
　　他们因此对自己天然的不足感到“羞怯”。“刚到北京时，看到这么多高楼、博物馆、立交桥和地铁都很激动。但新奇感一过，就发现有些东西你无法享用，因为你没钱。有的东西则是因为你并不拥有这方面的素质。”
　　正如一位农村学生所言，“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城市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们是在从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往高处走。这个过程中我常常能感到自己的不足，比如你的普通话讲不好，不懂音乐和计算机，没有那么多见识。这些‘短’常常在折磨着我。我无法自信起来”。
　　但不是贫困大学生都有心理困境。广州某高校的张梅说：“我来自粤东山区，父母都在农村。贫困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与同学们相处得也很好。这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

　　宽容些，友善些
　　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贫困大学生群体”这一概念出现的标志性时间是1998年。当年中国高校招生收费全面并轨，免费上大学成为历史。次年5月，国家教育部宣布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这直接带来了高校贫困生的大规模增加。
　　自1980年代以来日渐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也无可避免地体现在校园里。一位89级大学生回忆，他当时读书时并未感到有多少经济方面的差距，在94级大学生应峻眼里，虽然自己来自农村家庭，但求学期间花费上并不感觉特别紧张。他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来自城市。当时经济差距无非是“吃小炒”和“普通灶”的区别。
　　时间流转到1990年代后期，校园风景变化很大：有人开着私家车上课，有人却仅靠两个馒头度日。而校园里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隔阂也更多地显现出来。
　　“我们寝室6个人一间公寓，条件很不错了，可是有1个是乡下的，他可把我们害苦了。以下几点就是我们对农村学生的认识：脏———不讲卫生可以一个星期只洗一次澡（这里可是湖南）；土———衣服土得要死，还净是些地摊货。只晓得穿烂得稀烂的西装，还打领带，要多土就有多土；爱占小便宜———无论买什么都斤斤计较，任何东西能省则省；没公共道德———我们看书的时候跟老乡大声喧哗，上厕所不冲水；路痴———上街从不知道路的，人又憨，买的东西都是笸箩货（假冒伪劣产品）；学习一般———也不比我们好。”
　　这则短文最先流传于某校园网。它引发了数以百计的跟贴和声讨。有人认为，其残酷就在于，直言不讳地捅破了横亘在城乡学生之间那层心照不宣的心理隔膜。
　　心理学者感慨，我们缺乏对贫困大学生处于真正理解之上的“关注”。“他们的问题不是自己造就的。我们是否给了他们多一点的理解呢？”对于贫困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许燕如此评价，许燕长期致力于贫困大学生心理专题研究。
　　许燕认为，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为他们承受的变化更多。这些变化来自四个方面：环境不适应，农村和城市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农村学生对很多现代化的东西，譬如手机、电脑甚至饭卡，都不会用；学习不适应，在当地学校出类拔萃，但到了大学，渐渐失去优势，面临重新定位。农村教育多是“死读书”，而大学强调素质教育，一些贫困生在学习方法上一时难以转变；文化不适应，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理论叫“文化自我中心论”，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很多习惯，包括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心理不适应，很多贫困大学生有不平衡心理，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对其他同学有所排斥。他们表面上显得自强，甚至很自负，但事实上内心脆弱而自卑。
　　这些种种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则取决于个人性格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一部分人由于改变和适应没有很快得到理想回报，就变得十分消极，不再试图改变自己。
　　心理学研究认为，越是感觉到不足的地方就越容易敏感。虽然这些不足并非其个人造就。张凯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有时候就不敢开口说话。“常常有人笑，我越来越不愿意说话，性格好像更内向了。”
　　在此种情况下，外界环境是否宽容友善就显得格外重要。以马加爵为例，心理学者分析认为，其心理根源就在于他在各方面感觉地位都比较低，常常出现在被选择的位置上。在这样的心理境况中性格自然不会开朗，越自闭就越没有朋友，终成恶性循环。

　　鼓励他们心理自立
　　来自福建的卢林说，他大学期间最痛苦的经历是去年的一个晚上，宿舍几个人表决商量“要不要让他搬出宿舍”。原因是他无法和他们讨论一些“时尚”话题，也没有钱去参加他们集体的出游，因此被定性为“不合群”。“他们商量到凌晨两点，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卢林最终调换了宿舍。
　　宁夏大学近日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撼：73.27％的贫困生对生活状况不满意，64.51％的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52.53％的贫困生存在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
　　如此的心理暗流在大学校园里四处涌动却无宣泄之处。“我想象不出在陌生的环境中如何向陌生人说自己的事”，内蒙古的赵杰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虽然她所在的北师大在心理咨询方面有颇好的口碑。赵杰说，压力实在太大的时候她更习惯找几个好朋友说说。
　　男生则连找人倾诉的习惯都没有，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自己熬过去”。“我常常感叹北京之大，却找不到一个能大喊一声的地方。难受的时候，我就去操场跑步，一圈接着一圈。”来自山西的张凯说话时有点委屈。
　　在马加爵事件发生后，云南、上海各高校开始为入校新生建立心理档案。大学生心理问题在马加爵事件后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心理学教授许燕认为，此举绝对是必要的。她认为，对于贫困生而言，与经济自立相比，心理自立更为迫切。1998年，许燕曾对30个贫困大学生进行了跟踪4年的心理咨询实验。4年后，其中一半学生被保送或考上研究生，他们的性格多数变得开朗而自信———入学时，这些人曾被认定为有严重心理疾病。
　　许燕认为，心理咨询目前所以没有被学生广泛接受，一是因为尚未适应，二是因为目前提供心理咨询的人员不够专业化。
　　另一种全新的救助尝试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2002年，福特基金投入200万美元用于“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据悉这是福特基金目前对中国教育项目提供的最大一笔资助。
　　“在做项目之前我们走访了西南8所学校，就是想搞清楚贫困生他们最需要什么。原来传统的方式就是给钱，决策的过程也是由校方决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倾听学生的声音。”该项目负责人郝冰女士对记者说。
　　在调查中，工作人员就发现校方和学生存在分歧。“一开始，校方管理者认为，我们就是缺钱，给我们钱买硬件让学生用就行了。但学生们在做问卷时，却认为自卑和孤独自闭是他们最难解的心理问题。”有学生就说，穷，我们可以少吃一点，但心里的苦想什么办法也排解不了。福特基金调研发现，提高贫困生的能力是解决其心理问题最好的方式。与以往单纯“奖、贷、助、补、免”等直接经济资助手段不同，福特项目通过组织培训、心理咨询、创办社团等方式，使贫困生在个人技能，沟通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方面得以全面提高。
　　在项目原则的鼓励下，西南8所高校为贫困生专门建立了计算机室、免费英语和普通话培训及各种社团组织等。教育部有关人士也表示，福特项目以提高贫困生个人能力为目标的资助手段值得社会借鉴。
　　贫困大学生问题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结构性问题，采访中各界人士均表示，简单地靠开“心灵鸡汤”和小范围的能力资助作用相当有限，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靠来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一直专注于教育公平研究的学者杨东平就认为，最迫切和彻底的方法，一是降低高校学费标准，使其不要超过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二是建立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
　　（本文涉及的所有贫困生均为化名）

下雪了

各位悲痛、悲愤、怜悯、悲悯、震动、触动等等……
都是因为各位做在房间里，有电脑，还能上网，刚吃过饭，或者边上网边吃着零食……呵呵， 说不定在搞网恋，看美女……

说不定您窗外就有人在忍受饥饿，寒冷，对于明天怎么活，还不是很清楚。满脑想的是，今晚在哪睡，到哪能弄点吃的……

相信这些您窗户外边的人要是看了以上照片，就不会悲痛、悲愤、怜悯、悲悯、震动、触动等等了……顶多看了那幅尸体照片，说耶，好恶心……

英雄探亲
男儿一跪仍英雄！！！！！！ 　　
他——是一位西藏运输兵，军功章代表着他为祖国立下的汗马功劳， 可他连自己的妻子难产死亡都没来的及看上一眼。
下跪， 在妻儿的墓前下跪……
男儿一跪仍英雄！

张良善永远不会忘记1992年。那年10月，他即将分娩的妻子何桂丽患感冒住进了医院。当时，要拉上山的油罐已准备好，次日一早就出发。车到狮泉河，留守处把电话打到分区，说张良善爱人第二次住院，即将分娩，是难产，挺危险的。他驾着汽车在高原飞驰，大车要5天才能走完的路，他用了1天1夜就赶完了。到叶城时，孩子已经夭折，妻子也因大出血生命垂危。他在医院守了15天，在妻子弥留之际，他含泪问爱人还有什么话要说，爱人只是摇摇头，好半天，才流着泪说，以后跑山上的路，要慢一些。他悲痛欲绝地埋葬了妻子，然后去买了两袋水泥、一些沙石，要亲手给妻子立个墓碑。墓碑做好了，还没刻完碑文，他得知营里要往阿里送一批战备物资。张良善主动请战，他说，我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爱人的悼念之情。他又一次战胜了阿里。从山上下来后，他在妻子的墓碑上刻下了碑文。

桌子坏了，也要上课，好熟悉的画面

表演，为了午餐
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看到这些照片，来唤醒亿万中国人的人性，发挥我们智慧的本质，来救助这些人，这些上帝对待不公平的无辜人！
中国人有时侯太过做作了，总是把不好的东西掩盖、领导一次次视察又有用吗？

他母亲最多25岁，在大学篮球场上捡矿泉水瓶来养活他。这小家伙的父亲我倒没见过。注意他身上的线。每天他都被栓在电话亭旁。他母亲在篮球上劳动。

他母亲最多25岁，在大学篮球场上捡矿泉水瓶来养活他。这小家伙的父亲我倒没见过。注意他身上的线。每天他都被栓在电话亭旁。他母亲在篮球上劳动。

他身后的篮球场就是妈妈工 作的地方
这孩子快2岁了。只会爬。还不会走，
偶尔也能站起来，但迈出一步就会跌倒。

不知道小红线还要栓他多久。生活是无情的。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栓住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就像这个小孩。他也许只知道：自己生下来，就该被栓住。
其实，我们身边随时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是被生活驾驭的小孩

爸爸说，没钱供我读书了--------

电话：小芳~大城市很漂亮
:娘 我在这里很好啊 能挣钱 活还轻 您别操心 过了年 开了春就回家~~~

我爱国家，我爱毛主席，谁来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