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Re: Re: Re: Re: 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

3.4 　在新的社会中间层出现之后，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面临着两个最基本的关系。一个是中间层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是中间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从社会中间层与国家的关系来看，目前中间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在最近几年进入中间阶层的那些成员，大多来自权力中心（或是前政府官员，或是拥有官员的家庭背景），或是长期受官场文化的熏陶，与权力中心具有一种较大的亲和力。由于这个中间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权钱交换，在某些中间阶层成员与某些官员之间存在着较好或利害相关的个人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间阶层与国家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国有资产的迅速流失加速了中间阶层的成长，但却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和利益；在经济过热或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家无疑要加强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而中间阶层大多对这种调控不表欢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互动虽然是频繁的，有时甚至是密切的，但两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几乎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而没有有效的制度化的通道。中间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更是显而易见。虽然在个人的层面上，中间阶层与民众中的某些人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多少年来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使人们具有一种与精英“天然”的对立情绪，而更现实的因素则是普通民众对中间阶层在道义上的不认同。由于中间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权钱交换，而且在其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普遍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是为富不仁的一群。而中间阶层的某些不明智行为，如炫耀性消费、炫耀财富、奢侈荒淫、以及对贫困阶层的外露的轻蔑和羞辱，更起到了一种为这种紧张关系火上浇油的作用。
3.5 　还有一种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这就是社会中间层内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于未来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是企业家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一种近乎献身式的热情支持。虽然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态度也有某些差异，但就总体来说，知识阶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对改革的支持最明确的一个阶层。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知识阶层支持改革的原因，就不难发现，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对改革可能造成的自由的学术气氛的向往，二是其知识背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们坚信，只有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当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改革对自身物质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判断为基础的，而是基于一种关怀社会进步的理性态度。在这个时期，对于市场取向改革的残酷性，特别是可能对知识阶层利益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整个知识阶层并没有一种清醒的估计。但在改革进行了十几年之后，知识阶层突然发现，随着市场改革的进展，自己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有的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化之中。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除了下海经商从而也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之外，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高收入阶层，变成今天的低收入阶层。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在改革的过程中遭受利益损失的阶层。同时，随着市场化的进程，“金钱崇拜”铺天盖地而来，知识阶层历来奉为神圣的知识在一夜之间大贬值，甚至受到轻蔑和奚落。在这种情况下，从 90 年代开始，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改革的热情明显下降，同时，对不同的改革措施开始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批评开始增多。与对改革的保留和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腐败现象的激烈抨击。当部分经济精英为“瓜分国有资产”这条中国独有的"私有化道路”辩护的时候，知识阶层明白无误地将这种现象置于其激烈抨击的腐败现象之中。经济精英更加强调的是“瓜分国有资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知识精英更加强调的则是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及社会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3.6 　精英之间的冲突与联盟。在 80 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到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双方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 80 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 80 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八九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
3.7 　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上述精英的联盟中， 90 年代以来，比较突出的是出现了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联盟的趋势。在任何社会中，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都是社会常规运作的基本前提。当然，任何阶层或集团之间的结盟都是利益驱动的，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常常具有显而易见的利益一致性。然而，改革以来，中国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80 年代，当市场机制刚刚被引入时，最先和市场相结合的是处在社会外层、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而处于社会内层、核心层的知识层、技术层、管理层都还难于进入市场。体力劳动者层与市场结合的结果是他们从市场中获得明显的利益，知识技术层由于远离市场，而难以获得利益，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时期。 90 年代以后，市场已侵蚀到了社会的核心群体中来，知识技术层出现了下海的浪潮。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也使得市场向高档产业发展。于是出现了知识技术层与市场结合的新局面，知识技术层进入市场后，立即从市场中获得了利益。这在收入结构上表现为从“脑体倒挂”转为“脑体正挂”。而这一阶段，体力劳动者层由于无法和知识、技术、管理层相竞争而处于明显的劣势。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知识技术层开始与统治集团形成联盟，而体力劳动者层由于利益上的损失，产生了对于社会变迁的极大不满情绪。　　知识技术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知识分子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潮。 1994 年以后，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以主张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之所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第一，流行这种思潮的主体是中青年人，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主体是老年人；第二，适应这一思潮的人，很多都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很多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第三，流行这一思潮的人，在主张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倡导改革开放，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往往对抗改革开放。当然，在此也应注意有一部分做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进入市场的。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这部分人的利益由国家通过再分配给予补偿。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趋向。

3.8 　阶层利益的急剧分化。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人们之间利益的重新调整。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就阶段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利益分化阶段，第二是利益整合阶段。目前，我国正处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折的关头。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做大蛋糕”开始的，普遍受益成了改革初期阶段的基本特征。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居民在改革中的普遍受益，是以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为前提的，那么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今后的十余年中是否还能得到保证？因为，我国社会各阶层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或心理期望，认为改革一定会带来利益均沾。因此，今后十余年中，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我国民众对于改革能否继续给予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给多数民众带来利益，能否使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继续保持上升趋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目前的经济分析看，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第二，改革十余年来，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不一样，由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利益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分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推动之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并由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3.9 　在此仅对特殊受益阶层、普通受益阶层、相对被剥夺阶层和绝对被剥夺者四个阶层作一分析。 (1) 特殊受益阶层，即新富阶层或暴富阶层，他们是改革在经济上的最大受益者。这个集团包括私营企业主、拥有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企业承包人、一部分暴富起来的干部、涉外企业经营管理层以及各类的明星、经纪人等。目前，富有的企业主中，资产在一个亿以上的已不在少数。这个阶层一方面希望现行政策能朝着更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政策的能否持续心怀疑虑。因此，目前已出现了一部分人将资产向国外转移、本人或子女去国外定居的倾向。 (2) 普通受益阶层。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构成极为复杂。传统的身份群体，诸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等，都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普通受益者。普通受益阶层是中国改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群体本身的分化也是明显的，从而使得改革的社会基础发生明显的变化。 (3) 相对被剥夺阶层。改革十余年来，从绝对生活水平上看绝大多数人都有上升。但如果从相对的角度看，则有相当一批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目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改革以前，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人们追求和向往的工作，而今却一落千丈。近年的的调查证明，有很大一批不景气国有企业职工，认为自己收入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 (4) 绝对被剥夺阶层，指的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中国的绝对被剥夺阶层，比较突出的是集中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苦农民。改革以来，这些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目前，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总数仍有 6500 万左右。由上述可见，中国的阶层利益分化，主要表现在暴富阶层与相对、绝对被剥夺阶层之间的分化。目前，更令我们关注的是城市中的暴富阶层与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之间的分化。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远非系统化的保守情绪开始在利益受损的阶层中蔓延。在最近的几年中，国有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态度明显趋于保守。宁可慢点改革”的问题时，持同意态度的占 43 ． 4% ，持不同意态度的占 38% ，另有 17 ． 6% 的人回答“无所谓”。可见，多数职工对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也与改革初期那种对改革的近乎献身的热情有着明显差别。他们宁可放慢改革，也不愿加大自己的生活或心理压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三资”企业职工进行的调查，却表明了更明确的对改革的支持态度。

3.10 　中产阶级社会还是两极社会。从社会结构图上看，中产社会是一个菱形结构的社会，两极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社会。对于未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许多人都认为会形成一个中间阶层。近些年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最近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过程，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应当承认，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然而，另外的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地域上与我们更接近的泰国社会，也有两极化的特征。泰国这次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折射出了它特有的社会结构。现在，在泰国存在的是一个以曼谷为中心的商人层，另一个是广大的、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社会下层。由于没有中间阶层，社会消费是畸形的，产业结构也是畸形的。到危机发生的时候，所有的房地产都垮了，整个经济也就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中间阶层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首先，要有较长的产业化阶段。在产业化阶段才能形成有规模的中间阶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白领阶层。泰国就没有经历象样的产业化阶段，产业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第二，这实际上是一个职业变迁的问题。现代社会中，就是现代职业结构形成的问题，即一个庞大的、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的形成。第三，与教育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在传统的两极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都没受过正规教育。而在现代的发达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进入了大学教育，这样，一个中间阶层也就形成了。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使人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产阶级的规范。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很多国家，恰恰缺的就是这个。所以说，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是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因素是工业化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近代史来看还是从今天的情形而言，日本是商业化重于工业化，中国是工业化重于商业化。就我国近些年来的发展情况而言，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上，可能很像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今后所面对的，可能是中产阶层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也可能是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过程。与拉丁美洲和泰国相近的是，这个阶层往往不是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的，而是用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竞争，而是充满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拥有总体性资本的“不落空阶级”。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总起来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将是不平等的两极化加剧的过程。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群之中。

3.11 　中产阶级的欠缺。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原因是，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减缓。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这是一种新的两极结构。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过大，它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人口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这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而中间偏下层人数众多。因此，还是具有两极社会的特征。 1994 年我国居民的收入情况中，最高收入的 1/5 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 50.13 ％。高收入层占有的高收入显然是侵占了低收入层的利益，但同时，它也侵占了中间层的利益。中间的 1/5 家庭占有总收入的比例为 15% 左右。这就是说，连中间的 1/5 家庭都得不到相应的 20 ％的份额。这样，中间阶层，实际上已被推到了中下层的地位上。
3.12 　“类中产阶级”所受到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虽然没有中产阶级，但是，却有一种中产阶级的替代。中国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排他的界线，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实现了阶层之间的社会屏蔽，由此产生了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替代。这样，就在中国造成了一种类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之所以称它为类中产阶级是因为，一方面，它与财产分层中的中产阶级不同；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居民在地位上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即使是一般市民，也高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而居于社会的中间层地位。中产阶级的替代同样可起到社会稳定的作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类中产阶级的存在，是中国“阶级斗争年代”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结构原因。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城乡分野的界线被打破，数千万农民流入城市，城市有限的社会资源被更多的社会群体分享，这已对类中产阶级的利益形成了威胁。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国有经济不景气，大批国企职工下岗，这更导致了国企职工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一些社会调查证明，不少企业职工中有一种失落感、自卑感和被抛弃的感觉。在城市中，“工薪层”竟成了低收入层的代名词。总之，传统的类中产阶级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其结果是社会中间层的萎缩和社会下层的膨胀，这些都预示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3.13 　总体性资本与两极社会。研究后共产主义转型的著名学者撒列尼和特雷曼等人认为，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政治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限制是否严格，会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精英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于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与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 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化性，这就是 "不落空” 现象，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 的几次高潮（ 70 年代末的高考、 80 年代初的出国、 80 年代中期的官倒、 80 年代末的第三梯队、 90 年代初的下海、 90 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
目前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总体性资本对政治和社会决策的影响和左右。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颇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关政策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如 90 年代中期，由于前期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当时曾经召开许多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呼吁放松银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然而，由于这个阶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社会利益狭隘，很难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该集团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不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相反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上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多元参与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反映意愿的渠道，特别是社会中间层，由于它处于中间地位，易于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中间层的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总体性资本影响决策是对于中间层参与决策的最大威胁。
3.14 　两极社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近年来，中国已出现了底层社会并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改革以前，中国居民普遍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因此，低收入的底层社会反而不明显。改革以后，由于利益分化，差距拉大，在社会出现新富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贫困层，这是中国经济上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贫困层，如中国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层，另一种是近年社会变迁中新产生的贫困层，如下岗职工、衰落企业的职工以及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等。如前所述，由城市中的失业和下岗工人组成的贫困层是从中层、中上层跌落到底层来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失落感。据近年的一些调查，在这种新产生的贫困层中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流动人口中的底层社会，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大本营。
反社会倾向可分为不同层次，我们暂将比较温和的称为“社会不满”，将比较激进的称为“社会仇恨”。社会不满是底层社会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情绪。底层社会因在资源分享中处于相对被剥夺的地位，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是，其它阶层的社会不满与底层的社会不满有很大区别。底层的社会不满是一种主导社会情绪，而其它阶层的不满则是非主导的或偶然发生的。社会仇恨则是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它一般伴有反社会行动。近来，在少数底层社会群体中出现了破坏行动。例如，有的企业中出现生产破坏，又如有的在公共场所进行破坏，近来更是出现了城市恐怖活动。
四、社会碎片化与社会自组织的发育
4.1 　改革前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社会组织。 ( 略 )
4.2 　分化与分权的双重分割。中国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社会具有高度的总体联动性，社会高层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会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因此对于总体性危机的担忧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担忧不仅往往成为政策制定的优先考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对政策创新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二是窒息社会的活力，它是以损害社会全体成员的活力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改革，尽管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但这种改革所触及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应该肯定，由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和分权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此后 2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就是由此而来。 1979 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会群体的分化、阶级的分化、产业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等。分化使中国从一致性社会变为多元社会。与此同时，在行政领域中也发生了从集权向分权的过渡，决策权从过去的只集中在最高部门和少数人手中，变为基层部门也广泛地享有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力。问题是，这两种变化同时发生，分权和分化交织在一起，结果发生了对社会的双重切割作用。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说来，国家在面对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面对农村社会时，农民已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因而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因此使农民成为一个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如何建立新型关系遂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在此种新型关系没有建立以前，农村中日益发展的基层自治与现有体制之间的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加。在面对城市社会时，由于自我利益中心的法团主义的发展，使那些准利益群体组织既不易于纳入国家整合框架，又会弱化市场机制的调节，因此造就了国家、市场和企业之间独特的不匹配性。社会碎片化并不是个贬义词，碎片化也有它的正向功能。社会碎片化是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自组性社会的过渡，它避免了总体性社会的两个重大缺陷，即总体联动性和窒息活力。碎化了的社会组织避免了总体性危机的出现。由于国民行为失去了总体联动性，从而降低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的可能。

百家讲坛，我以前在假期里看，不过现在没什么时间了。如果这个帖子摘自百家讲坛的话，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因为这是中央台的节目，在那上面都能说，这个论坛当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