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高消费”是个伪问题

■经济人之秋风专栏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是葛优在《天下无贼》中的名言，这最贵的人才被“高消费”了，很容易招来批评。据《南方都市报》昨日报道，有省教育厅官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上批评，由于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不少用人单位乘机抬高对毕业生的要求，原来专科生就能胜任的岗位，却要求求职者在本科学历以上，原来本科生能胜任的岗位，却要求研究生学历，盲目追求高学历；用人单位也压低毕业生的薪酬待遇，使得低端人群的就业受到严重“挤占”，扰乱了整个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秩序。

　　看起来，确实是高消费。但当你说这是高消费的时候，你肯定有一个参照系，一个正常消费的模式。比如，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就只应当开马自达323，然而一夜之间，他却开上了宝马3系，你会说这是高消费。但是，假如就在那个晚上，宝马3系的价格降到了马自达323的水平上，那还能叫高消费吗？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大概与此有点类似。现在固然没有人说什么“天之骄子”了，但人们仍然普遍有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大学生就应当干一份与其身份相当的工作，拿到一份不错的工资；硕士生就应当更体面一些；至于博士生，当然不能比硕士生差；洋博士则不能比土博士差。问题是，这样的想象和预期通常滞后于市场本身的变化。随着扩招效应逐渐显现，不管官方的统计数字如何，毕业生的供需格局已今非昔比，在原有的人力价格(毕业生起薪工资)均衡点上，出现了供大于求，甚至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恢复均衡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价格均衡点往下移，即大学生的起薪工资水平降低。市场的这种调节是恢复而非扰乱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秩序。

　　不仅如此，即使毕业生对工资的要求降低，也仍面临着其所预期的岗位绝对短缺的问题。这类合乎人们预期的岗位供应似乎远远跟不上需求。因此，毕业生假如受该预期支配寻找就业机会，即使降低身价，其岗位预期仍然不可能得到满足。

　　于是，我们看到两个相互关联的现象：一个现象是，大学生起薪水平整体下降；另一个现象是，大学生就业岗位的体面程度整体下移。本科生只能去干原来由专科生干的事。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不少人痛心疾首的“人才高消费”。

　　其实，谈不上高消费，因为“旧时堂前燕，已非王谢身”。彼时之高学历，此时已属寻常，又何“高”之有？至于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状况时，需求方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也算不上不正常。因为这种话语权，正是市场恢复均衡的动力所在。

　　当然，市场恢复均衡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暂时处于过剩状态的供给一方将会遭受损失。对大学生来说，这是痛苦的；从社会的角度看，也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

　　这样的痛苦和浪费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能有什么办法呢？政府不可能人为地创造出符合毕业生预期的岗位，因为政府早已不是就业岗位的主要创造者；政府也不可能就起薪水平对用人单位提出强制性要求，因为这反倒会不利于毕业生。假如人为地将起薪维持在较高水平，用人单位的选择将是不增加人手，而有可能增加现有雇员的劳动强度同时适当提高其福利。结果是，新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更加减少。

　　换一个角度看，人才高消费未必就没有好处，因为它会逐渐使所有行业就业学历水平往上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比如现在的台湾地区，小学教师普遍具有大学学历，并不乏拥有硕士、博士学位者。

　　教育问题，基本福利保障问题，这些是政府应该考虑的，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于什么样的岗位，或者他们的起薪工资水平是高是低，那是市场可以自发调整的，政府即使想管，恐怕也无从下手。要知道，以前大学生就业的统包统分是以牺牲个人选择和绝大多数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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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学敏）　　

用人单位也有苦衷,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没八九十年代毕业的那么管用了,而且教育大跃进以后,这种情况更严重.